“科学种田”

初入农村，我们心中充满了困惑，既不知如何接纳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亦不明究竟能为农民提供何种助力。

近日，有人发现一户疑似地主的家庭，其门上竟挂有寓意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”的对联。此举不禁让人质疑：地主阶级竟敢如此自鸣得意，难道他们意图复辟？这难道不是对贫苦农民权益的挑战？对此现象，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。然而，当我们将此问题反映给村领导时，却遭遇了沉默，似乎无人对此给予重视。这种对小事的过度反应，暴露出我们对农村实际情况的无知，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足，以及对历史教训的忽视。据悉，其他村庄的知青也曾试图从阶级和路线的角度去教育和影响农民，干预地方政治，但最终均遭遇了挫折。

在知青们完成住房建设后，紧接着便着手建造院墙。院中留有一片宽敞的空地，众人提议在此种植蔬菜。那时，有关利用赤霉素作为植物生长激素，以提升粮食和蔬果产量的科学种植方法——“九二〇”，曾广为传播。尽管我们几个只是中学生，生物学和化学知识匮乏，对生长激素的概念也一无所知，但我们都觉得应当有所作为。恰巧，我们找到了一本关于赤霉素培养使用方法的小册子，阅读后觉得操作并不复杂，于是决定在院中种植蔬菜及多种本地作物，并尝试进行赤霉素的培养实验。这样既能自给自足，又能实践科学种植，若实验成功，还可向全村推广。想法虽美，但我们既无无菌种子，又缺乏设备，甚至连菜籽都无从获得。而且，赤霉素的培养和接种必须保证无菌环境，面对一穷二白、从零开始的困境，实施起来谈何容易？

我们这些同学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一旦下定决心，便毫不犹豫地乘坐火车返回北京。文革期间，我虽常途径中国农业科学院，却从未踏入院门。此次，我们的主要目标便是农科院，尽管对那里一无所知，也不认识任何人，甚至不清楚该前往哪个部门，我们还是鼓起勇气，径直走进大门，边走边询问，竟意外地迅速找到了负责研究赤霉素的科研单位。得知我们是北京知青，计划在山西农村开展科学种植，对方给予了大力支持，不仅详细指导了操作方法，还慷慨赠送了大量的菌种以及烧瓶、烧杯、试管、培养皿、酒精灯等实验用品，满满一手提袋。接着，我又前往菜籽商店购买了多种菜籽，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。回到村里后，我又前往山阴县农科所，采取同样的方法，一路顺利，同样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，收获了一大批实用的实验器材。就这样，我们的科学实验得以正式展开。

冯一帆同学将肩负起下一阶段工作的重任，他以其清晰的思维和卓越的动手能力而著称。应我们的要求，村里制作了数个木制无菌操作箱，经过一系列严谨的培养步骤，赤霉菌果然成功生长。根据介绍材料，我们将其与农家肥混合，随后施于庭院的土地；或将之制成溶液，涂抹于农作物相关部位。尽管我们热情满满，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只能是无疾而终。

我们无法确定培养出的是否为赤霉菌，其纯度也无法测定；再者，缺乏严谨的对照实验，效果无法得到验证；此外，关于推广方式、使用量及量产方法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尽管队干部们并未打击我们的热情，他们时常前来视察，但无论成果如何，他们总是轻松一笑。科学耕作并非易事。全国范围内推广“九二0”运动虽声势浩大，最终却无果而终。这种全民参与的科学实验和炼钢活动，与前者如出一辙，结局自然也相似。

我们缺乏基础的科学技术训练和基本操作技能，对农业种植的基本知识也所知甚少。尽管头顶“北京知识青年”的头衔，实则与当地回乡的知青相比，仅仅多了“北京”这个地名，仅拥有初中水平的有限知识，凭借这样的知识水平，如何能够进行科学的农业生产呢？

实际上，对于大多数而言，我们并无改变农村面貌的能耐与条件，我们能做的，唯有先改变自身。我们的班主任赵杰兵，其父正是那位后来声名显赫、被誉为“知青之父”的赵凡。赵凡在担任农垦部长期间，对于解决云南知青大规模返城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并推动了全国知青运动的最终落幕，因而声名鹊起。赵杰兵身为老高二的学生，同样在本县的康庄插队，不久便在村里崭露头角，担任了大队的领导职务。他与同学们一道，与农民兄弟同甘共苦，为改善本村的面貌做出了诸多实际贡献。

在我们邻近的罗庄，那里的男生均属于四中初66级校友。在数年间，他们不遗余力，通过各种渠道，竭尽所能为村子争取到了电力供应，并建成了高效灌溉站，成功解决了村里生产生活中的诸多难题。此外，我还有一位来自101中的小学同窗，他在吉林白城地区下乡插队时，凭借初二的文化水平，承担了一座规模可观的水库的设计与建设，最终圆满完成。这位同窗后来亦成为了一名水利领域的专家。类似的故事，不胜枚举。

农村的核心问题源自于体制问题。即便那些优秀的知青能深刻理解农民的需求，急农民之所急，他们对于改变农村现状的力量依旧有限。那些曾经被广泛赞誉的知青楷模，如邢燕子、侯隽、董加耕等，他们的主要贡献不过是让自己更贴近农民。尽管毛主席曾多次强调教育农民的重要性，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许是：我们为何要教育农民？又该如何有效教育农民？

接下来，我们必须探讨的是：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程中，我们的教育目标应定位于何？所谓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，常常引发疑惑。是追求知识分子的工农化，还是工农的知深化？这实际上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那些被广泛宣扬的工农结合典型，无一例外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工农的再教育，成功通过了“生活关、生产关、思想关”的三重考验。然而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否仍应是成为工农阶级的一员？这种想法显然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去甚远。

数十年之后，我们得以清晰目睹，一旦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被打破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，必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摆脱其身份。相较之下，那些因种种原因滞留农村的知青，作为融合的最佳例证，最终都成为了地道的农民。归根结底，那三千万已成为历史符号的知青，实际上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遭受严重挫折的沉重代价。

此刻，众多知青不得不直面现实，倾尽全力。一方面，他们致力于培养独立谋生的技能，以期早日实现自给自足；另一方面，他们绞尽脑汁，寻求合适的机会，渴望尽早摆脱农村的束缚。

人在江湖

在那个时代，我们同样深信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箴言，众多知青趁着冬闲回京的间隙，怀揣着进行社会调查或丰富人生阅历的愿望，踏上各地的旅行之旅。我和两位同村的同学也曾徒步走过了上百里路程，前往邻近的应县木塔以及浑源北岳恒山进行游历。那时的北岳庙和悬空寺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，庙内没有一个和尚或是管理人员，可以随意出入，却鲜有游客造访。夜晚，我们寻得一间废弃的小屋暂作栖息之地，为了抵御寒冷，我们甚至拆下屋顶的木格，烧炕取暖。

在旅途中或返乡之际，众多知青因囊中羞涩，往往设法逃票。起初，铁路员工多抱以同情，对他们的违规行为往往视而不见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为了维护铁路的正常秩序，铁路部门逐步增强了查票的严格性。于是，如何乘坐火车而无需购票或节省开支，逐渐演变成知青与铁路部门之间的一场持久战。

我所熟识的众多知青皆能娓娓道来各式逃票手段。其中，最令人心跳加速的莫过于攀爬货车，此法既需运气，亦充满风险。一位好友曾向我分享过他的一次惊险经历，其描述生动而具体：通常在夜幕低垂之时，他们会穿上厚重的衣物，携带一张大饼，备好半瓶猪油，然后前往停车场寻找合适的货车。这些货车或许是敞篷的煤车，亦或是密封的罐车。趁人不觉，他们敏捷地攀爬上去，寻一避风之处藏身。在这漫长的寒夜中，凛冽的寒风刺骨，他们只能靠涂抹猪油的大饼来补充所需的热量。终于抵达目的地时，惊魂未定，脸上沾满尘土，他们将空瓶子狠狠地摔得粉碎，放声长啸，然后扬鞭策马，意气风发地离去。

将金钱妥善隐藏，实则是一场智慧的较量。有人选择将钱财藏匿于解放鞋的舌面夹层之中，即便是在逃票被查时，搜查人员也难以找到分文，最终只能将人驱离车站。这往往考验着人的胆识与脸皮。传闻中，有人仅凭5元钱便能在数省之间畅行无阻，他们的食宿全依赖于投亲访友，谈及此事，无不流露出满满的成就感。

踏入第三年的插队生活，我也萌生了效仿先人的念头，目标直指内蒙古土默特左旗，那里与呼和浩特相去不远。68届高中时期的刘北成及众多同窗好友，便在那里开始了他们的插队生涯。借鉴他人的经验，我巧妙地推算出一段路程的查票时段，便直接购买至查票点之后的站点车票。抵达终点后，沿着铁轨蜿蜒前行，巧妙地绕过车站，这种方法大致能节省一半的车费。经过几次尝试，这种方法竟然屡试不爽，不得不说，这得益于我的好运。

由呼和浩特转乘至土左旗，我乘坐的是货运列车末尾的守车，亦即货车最后一节由押车员看护的车厢。我巧妙地编织了一套理由，尽管押车员持怀疑态度，最终还是给了我一个搭车的机会。我明白此举实属违规，然而乘坐守车的机会实属罕见。透过车尾的窗户，我静静地凝视着铁轨在脚下迅速消失，沉入无尽的黑暗之中，心中不禁涌起阵阵遐想。

踏出车站，我四处询问，历经数十里跋涉方才抵达村庄。刘北成对我不期而至竟毫无察觉。在村中插队的人群中，我的高中同窗居多，其中后来跻身奥组委副主席之位的蒋效愚也曾在此度过插队生涯。当时，大家多半是同住一室。目睹这些高年级同学忙碌的身影，他们已深深融入村庄的种种事务中，我不禁大开眼界，深受感染。逗留了两日之后，我又踏上征程，行数十里前往另一村落探望同学。那时的村民们已习惯于接纳不速之客，对待来访者总是笑脸相迎，只需添上碗筷，便足以款待。

此后，我亦曾南行至太原与石家庄，游历了晋祠及华北烈士陵园。独自行走，囊中羞涩，旅途中的每一步都需灵活应对，实为锻炼人的良机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几位高中同窗曾在劳动之余，相互对句，创作了一篇名为“秋日迎友赋”的佳作，流传甚广。此赋描绘了知青之间的相互往来，当时我们对此情此景尤为喜爱。

赋曰：

雁传佳音，友朋即将降临；言辞间洋溢着期许，氛围中弥漫着欢乐。我已备好醇香的美酒，盛开的菊花；借得秋风飒爽，明月皎洁。菊花含蓄地期待着佳酿，花瓣待放；明月欣然迎接客人，桂树影婆娑。秋色渐浓，心情悠远；和风轻拂，歌声飘逸。

熊熊烈焰，亦难改变赤金之纯正色泽；崇山峻岭，岂能阻隔真挚友谊的深厚情感。虽各自踏遍万里征程，历经风雨、雾霭、霜雪；但携手攀登，心心相印，共度坎坷与荆棘。遍历山河，方知青春尚存；历经风雨洗礼，方更显松柏之坚韧，不易凋零。

东江波涛汹涌，岁岁激荡着壮志豪情；归雁声声不息，年年见证着黄花盛放。在碧空之下，草木葱茏，染上了一片金黄；在风雨之中，情谊绵长，谱写了一曲曲深情之歌。往昔壮士离别，春风吹拂桃李；今日英雄重逢，秋雨滋润山花。共赏水天一色，永怀豪迈之情；愿明月千里，长映赤子之心！

当地人常将田间劳作称作“受苦”，每日辛勤劳作则意味着经历了一日的艰辛。然而，真正适应了这种生活后，便会发现其中的苦涩并未如想象中那般难耐。我有位朋友曾在山西吕梁兴县插队，那是一个地处贫困山区的角落，那里的工分值相当低，出门便得攀爬陡峭的山路，身上背着的背篓日渐破旧，衣衫的后背磨出了无数裂口，听来确实是颇为艰辛。然而，他们坚韧地熬过那段时光，回望过去，也并未感到当时的困苦有多么难以承受。我们分得的粮食虽以粗粮为主，虽不富裕，但回到京城后却能节省不少开支，再加上家中带来的些许补给，饥饿问题自然不成问题。以玉米粒煮饭，以南瓜汤佐盐为菜，那不过是偶尔的懒散之举，岂能天天如此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渐渐稀少，剩下我们几个轮换做饭变得颇为不便，村里便体贴地安排了一位大婶为我们掌厨，工分则由生产队统一记录。纵使劳作再繁重，青春的力量总能战胜一切，一夜好眠后，我们又精神焕发地迎接新的一天。那会儿我们刚学会打桥牌，乐此不疲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。清晨洗把脸，便又能神清气爽地投入到一天的劳动中，毫无不适之感。

夜晚时分，村里的年轻人们偶尔会登门拜访。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携带一瓶酒，来找我们“凑热闹”，无非是想尝尝我们从北京带回的各式美味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沾染过酒水。起初与乡亲们共饮时，我身上会出现过敏反应，背上布满了红疹。年轻气盛，我不以为意，仍旧继续饮酒，竟奇迹般地不再过敏，酒量也日渐提升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我还练就了一身出色的拼酒技巧。

尽管我们与农民之间的隔阂已然缩小，但我们或许从未真正融入乡村的日常。那时的乡村生活，不过就是几桩事：劳作、进食、睡眠，以及男女情事。除了领略农民的智慧与方言，学习饮酒、划拳、抽烟之外，我们的性教育也在农村悄然展开。那些充满性暗示的玩笑和牲畜交配的场景，最初都令我们，尤其是女孩子们羞红了脸。在农活之余，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，读书、写信给朋友，计算着下一次回京的日子。即便身处异地，我们的心依旧向往着远方。

在排队度过的那些年里，得益于同学们间紧密的联系，无论是小范围的聚会、串门还是书信往来，消息并未闭塞，其间也不乏令人难忘的趣闻轶事。每当招生季节来临，学生们便会纷纷涌向县城，争取每一个机会。闲暇之余，一群熟悉的面孔常聚集在县招待所，热闹地打桥牌。好几个房间常常座无虚席，不知是谁慷慨包下了这些场地。人多了，座位不够时，便有人抛出几道数学难题，其他人则纷纷接招，躲到一边解题。我在排队等待轮到自己上场时，也曾尝试解答这些题目，却常常陷入困境，看着别人迅速给出答案，自己却一头雾水。有时，同学们会就各种话题展开讨论，我曾目睹赵杰兵和杨百揆两位认真探讨列宁的《哲学笔记》，我也跟着旁听，虽然理解有限，却也不失为一次有趣的经历。

我曾数度受命，代表队伍参与民工的工作，或是铺设道路，或是架设桥梁，更有在水库边挥汗如雨，充当砸石子的工友。大家的工作性质大同小异，都是辛勤劳作，谋取生计。我并未因此而感到卑微，反倒是更加珍视与民工的平等之心，坚信自己也曾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。更有趣的是，在那段时光里，我结识了几位民工朋友。记得在水库当小工的日子里，同宿舍的一位小伙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谈吐条理清晰，懂得相术，还会针灸，闲暇时还兼做小买卖，无疑是位典型的农村能人。他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，向我传授了诸多在社会上谋生的智慧，并多次邀请我前往他家中做客，我们就这样在彼此的相识中成为了短暂而真挚的朋友。

回忆起那段插队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其中不乏各种有趣的经历。如今回想，仍觉其乐无穷。然而，那段时光最深刻的体会便是，行走江湖，难以自主。那么，何为江湖？古龙先生曾言，江湖即人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便有江湖，这话颇有道理。金庸先生笔下的诸多江湖英雄，往往源自流浪者或无家可归之人。若从“或居庙堂之高，或处江湖之远”的视角来看，江湖实则代表了社会的底层。在城乡二元结构中，农村往往是最底层的社会阶层。

江湖的另一显著特质，便是那充满未知的生活画卷。恰似漂泊无依的浮萍，既难以在农村落地生根，亦难以在城市中寻得归属，若回归故里，则更像是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。他们学识未丰，技艺不精，无法过上理想中的生活，对未来亦感到一片迷茫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许多知青只能辛勤耕耘于田畔，辗转于旅途中，挣扎于温饱线上，纠结于身份的漂泊不定，对渺茫的希望感到困惑与迷茫。

在最底层社会的艰难困苦中挣扎与徘徊，那段岁月正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江湖人生。

回城之梦

自插队运动兴起之始，便涌现了返城现象。其中，部分人因身患疾病，难以适应农村的劳作与生活环境，或是出于对同学、朋友的难舍之情，在激昂的氛围中随波逐流，注销户口一同前往。然而，抵达农村后，恶劣的现实条件与繁重的农业劳动，远超他们最初的浪漫幻想。因此，下乡数月后，部分因病办理退队手续的人开始陆续返回北京。根据政策，只要确实患病，便可以返回城市，但返城后，往往难以立即安排工作，即便找到了工作，也大多是街道上的小工厂。相较之下，在农村，若运气尚可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，有时甚至能进入国营的大型工厂。我哥哥于1969年初抵达延安插队，1971年便被招工至陕西汉中的三线大型飞机制造厂担任工人。虽然工作地点从一个小山沟转移到了另一个大山沟，但毕竟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可靠的前程之路。

历经四五年的排队等待，那些尚未就业的人开始深感机会的遥不可及。于是，通过各种极端手段办理病退，成为他们回城的关键途径。众多知青对此如数家珍，能轻易列举出数种方法，以便体检时能够发现足以病退的疾病，常见的有腰腿病、高血压以及肠胃疾病等。

有一则趣闻，讲述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为获取病退证明而前往医院。医生询问其病症，对方回答为腰肌劳损。医生检查时发现腰间竟别有一把菜刀，于是未多言便直接开具了病退证明。这个笑话不仅揭示了知识青年返城心情的急切，也反映了社会对知青困境的广泛共鸣与同情。

起初那两年，众多人心中尚怀揣着理想，坚信在农村这片土地也能成就一番事业。记得我去内蒙古探望同学，离别的那天气温骤降，我的老高一同学潘鲁全不顾严寒，执意送我走十几里路。途中，他向我阐述了许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构想，以此来激励和鼓舞我。然而，那份纯真的热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很快便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。人生必经的各种事件，如成家立业、娶妻生子等，在农村都显得毫无希望，许多人由此开始感到心灰意冷。

两年后，我在北京重逢了潘鲁全。这位昔日学业成绩斐然的优秀学子，此刻却因家庭困境而备受牵绊，对摆脱农村生活不再抱有太多期望，情绪低落至极。他向我透露，他的底线便是绝不在农村寻找伴侣，听闻此言，我不禁感到震惊。然而，最终他成功摆脱了农村束缚，一路砥砺前行，最终在美国一所知名大学执起了教鞭。

1970年，我国首次开展了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，一批幸运儿被推荐进入校园，这标志着他们离开农村的生活悄然拉开序幕。随后，进入了各展才华的时代，有的跟随父母前往五七干校，有的投身于支援三线建设，还有的回到故乡成为知青。尽管有个别人在乡村应征入伍，但大多数从农村入伍的人最终还是得重返农村，再次面临就业的挑战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。我本人也曾参加过一次征兵选拔，那是在陕西空军地勤部队的招募中，体检和面试均顺利通过，似乎只因档案材料的不完整，才未能成行。此外，那些具备体育或文艺特长的人，也能在地区和县级单位中较早找到工作机会。

“参军乃荣耀之花、工厂则是幸福之花、插队则是向阳之花、兵团则是苦涩之花。”此段子无疑出自兵团战士之口，意在强调参军与进厂之佳，而插队之路则显得颇为多元，尚存一线希望；唯有兵团之路最为艰难。身为兵团战士，虽名义上已步入职场，领取一份微薄工资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，却鲜有其他出路，唯有通过推荐上学或因病、困而退役返回城市。因此，知青返城的风潮愈发激烈，直至惊动中央，终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。然而，这场运动的主体，主要集中于黑龙江、云南等地的兵团战士。

自1971年以来，逐渐出现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招聘活动。犹记得本县首次招工，主要方向是县属煤矿的矿工以及供销社的售货员职位。这代表着需前往条件简陋的县级煤矿从事采煤工作，或是入驻农村深处昏暗的便利店进行商品销售。除非生活压力达到极致，鲜有人愿意投身其中。随后，县内的化肥厂、水泥厂、机械厂、大修厂等单位也开展了招聘，吸引了众多求职者。

至1972年，大同市的部分厂矿企业亦开始吸纳工人，其中佼佼者包括大同柴油机厂（代号616，属军工企业）、大同热电厂以及大同铁路局等。彼时，山阴县的知识青年群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，即众多家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，尤其是许多父母属于所谓的“走资派”。此类人员因政审不合格，无法进入上述单位工作，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得转而投身大同煤矿。

我曾踏足煤矿，与昔日同窗相聚，更有幸深入矿井一探究竟。即便那是煤炭部直属的国有大型矿井，其生产与生活条件仍旧艰苦不堪。每日上下班，需行经漫长的路程，结束工作时，脸上满是煤尘，唯有牙齿尚显洁白。宿舍内拥挤杂乱，桌上常摆着一壶低劣的白酒，饮酒成了最普遍的消遣，唯一的慰藉或许就是相较于其他单位，这里能带来更多的收入。

我的双亲均为知识分子，政治背景纯洁无瑕，且并非权贵阶层，因此政审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。只要不刻意要求具备特殊技能，多数招工单位都应能予以录用，我甚至差点被安排到电厂工作。然而，我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股不甘，未曾报名参加招工，对于未来的去向也感到迷茫。尽管对成功的机会并不抱有过高的期望，我内心深处始终向往的是能够继续学业。

谈及求学，山阴知青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。纵然没有文化考试，心中却暗自较劲。对于众多出身北京两所名校的学生来说，求学无疑是一条通往就业的捷径，但更是他们所向往、追求、寄望或抱持的理想。若理想在现实面前无法实现，便成了一种日常习惯。自1972年起，每个大学招生季节，县城里人潮涌动，热闹程度远超招工之时。那些自认为还有一丝求学希望的知识青年，纷纷聚集县城，或四处打探消息，或设法拜见老师，或通过各种关系运作，力求抓住每一丝可能的机会。那时，县里已有一些同学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就业，他们的住处变成了集体宿舍，有时晚上一条炕上能挤下好几位求知若渴的年轻人。

能见到大学老师时，许多人往往携带一些足以炫耀的成果。我听闻过颇为出色的例子，例如数学或物理专业的详尽学习笔记，对康德哲学、相对论的深入读书心得，以及各类学术研究的成果。还有那些海滨风景的系列写生作品、个人的音乐作曲集等等。据称，有些人只需打开书包，便能展示出四五个不同夹子的资料给各自的老师过目。若实在没有其他亮点，那不妨到操场上踢踢足球，展现一番纯熟的脚法和出色的边锋技艺，这样也能让体育系的大门敞开。

1973年，文化考试终于提上日程，尽管考试结果仍需与推荐相结合，但考试成绩亦将占据一定比重。一时间，从高三到初一的学生们纷纷摩拳擦掌，重返久违了八年的考场。我们普遍认为自己的表现尚可，然而，却意外出现了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的案例，文化考试随即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，一纸令下，所有希望瞬间化为泡影。我在县城度过了两个招生季，尽管参加了1973年的文化考试，却连大学老师的面都未曾见到，更不用说通过推荐获得招生名额了。招生季落幕，人群散去，我只能返回村里，继续从事体力劳动。

在寒冷的冬季，村民们大多选择蛰居“猫冬”，我们通常也会返回京城逗留两三个月，直到春节过后再回到村里。1974年1月，我于北京接到县招生办公室的电话，告知山西省电力学校作为一所省级中专，计划在春季增招一批新生，并询问我是否愿意前往就读。虽然心中对未能进入大学感到些许遗憾，但考虑到已在农村插队多年，能有机会接受教育本身已是幸运，即便是中专也足以满足我的愿望。

在那年的五月，我终于得以收拾起那简单的行囊，告别了长达五年半的插队生活于河曲堡，踏上了南下的征程，前往太原的山西电校完成报到手续，正式入学。22岁，在寻常岁月里，本应是大学校园的年华，正值人生中最璀璨的青春时期，而我却刚刚踏入中专的校门。自此，我与电力行业结下了超过四十年的不解之缘，因此，电校的求学经历便成为了我职业生涯的起点。在此之前的那十年，无论是从四中到河曲堡的求学之路，还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青春岁月，都可以说是我漫长人生旅程中一段难忘的起点。

临别之际，回首那段长达五年多的农村时光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，思绪如潮水般涌动。于是，我填了一首《满江红》，以赠予我亲爱的好友，词中云：

塞外春意盎然，四周村庄环绕着浓重的绿意，仿佛被烟雾缭绕。天空湛蓝，白云飘渺，青山隐约可见。回首六年，往事难追忆，而这情此景，却让人难以割舍。感叹岁月如梭，如同桑干河水般匆匆流逝，转瞬即逝。

回首往昔，思绪绵延无际，共度十个春秋，心中波澜起伏。然而，一朝离别，千言万语难以尽述。胸中自有浩然正气，来日定当绽放于百花之先。切记时光易逝，青春易老，再加把劲，继续前行！